CAC · 展览 | 缠绕：生物/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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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的结构在不同的物质基层之间转换时，它们是否会扩增对生命意义阐释的空间？曹舒怡的作品《蜉蝣》（Ephemeroptera）与《多孔》（Foram）通过重新审视无机物以自我再生形式拥有自己的”智慧”这一理论，探索古代地貌中无机物的自我生长和自我意识构建。艺术家将它们的复杂生态视为一种能够打破智能形态之默认定义的思想过程。通过她的研究和实践，艺术家曹舒怡呼吁建立一个开放的机器智能生态，将美学与星球的互惠思维纳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本章还探讨了身体与技术在计算、数据和算法为驱动的社会中的动态关系。安妮·刘的作品《在肉身机器中寻找灵魂》（A Search for Ghosts in the Meat Machine）研究了人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非有机的形式，利用解剖学、遗传学、行为学、算法和个人叙事进行整合与改变。艺术家将她自己的身体与电子部件、屏幕和浸泡在液体中的3D打印物体进行交叉申引，探索代码、设备和实验室环境中可否产生和塑造情感、感知与主体性。如果说安妮·刘关注的是意识的可塑性和技术迭代之间的反馈回路，那么《微生物宇宙》（Microbial Cosmologies）中来自罗德岛设计学院的五位艺术家和设计师（阿纳斯塔西娅·瑞娜［Anastasiia Raina］、黄丹蕾、梅雷迪思·宾尼特［Meredith Binnette］、乔治娜·诺兰［Georgina Nolan］、胡一玫）关注的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连结。他们将微生物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在全球流行病的背景下具有流动性的未来，并提出从人类中心到生物中心的设计视角转变，以一种思辨和非人类中心的方式重新定义身份、边界、货币和公民权。

进化

假设生物具有作为媒介的能力，而媒介可以具有生物的特征，生命和代码、自然和人工、有机体和比特是否还能被区分？艺术家やくしまるえつこ的项目《我是人类》（I’m Humanity）基于”后人类音乐”的概念，将DNA序列视为存储音乐的媒介。作品通过将音乐信息转换为蓝藻的基因密码，进入了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音乐信息不仅有可能因突变而丢失，其文化信息也可能被衍生、改变，甚至替代。

顾广毅、罗伃君与田倧源的合作作品《未来神猪博物馆》进一步探讨了生物媒体在文化维度中的进化。艺术家们虚构了一个科幻场景：2020年之后，猪处于灭绝的边缘；与此同时，存在着无数个平行世界通过前沿技术手段着手猪的培育。《未来神猪博物馆》这一概念性的博物馆通过相悖观点的交流、建筑的工程图像展示，以及艺术家们的虚构想象力，深入研究了民间习俗、技术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

当技术物被诸如演化、易变、可塑性等生物特征影响（mediated），它的”媒介化过程”（process of mediation）可能就接近了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在其著作《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中所描述的”自然的技术进化”（natural technical evolution）：

“初始状态中的技术物可以被视为一个非饱和的系统。无论它之后如何提升，它所经历的行动都是以系统饱和为方向的迈进。从外部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技术物并不是被改进，而是正在被改变，它的结构正在变化……它与其他物体（技术物或自然物）的关系，都成为了一种影响（influence），调节着它，并使它的运作条件是自持续的。”（1958）

这就是一个技术过程如何演变为自创生系统的过程。然而，技术不仅仅是对自然的异托邦式的模仿。西蒙栋在他后文中说道：”理论上，它（技术物）可以与所有自然结构不同”(1958)。“自我创造”的进一步特征是，人工主体作为一种无机存在，具有行动（agency）、自主性（autonomy），甚至是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质素。与此同时，我们应谨慎面对人工与自然智能之间的对抗，不为其所困。当所有的主体都在不断地去把握和适应不可预测的熵的宇宙，操控——这一所伴随着霸权体制的概念——已被证明是徒劳。

能动主体

展览的第三章探索了自然、无机物和人工生命所展现的生机与自主性，以此来进一步扩大我们对生命的理解。金允哲的《阿尔戈斯》（Argos）将机器视为非人类主体。这件作品由41根盖革·穆勒管组成，呈现为一种单一生物体，一阵检测到宇宙粒子的闪烁。《阿尔戈斯》不是一台静止的机器，而是一个动态的建筑结构，在宇宙辐射和振动的脉冲之间不断进行交互。如果说金允哲的作品探索了隐喻和物质性之间的关系，那么马兹·贝林·克里斯蒂安森与乔纳斯·约根森的作品则重新思考了语言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其作品《SONŌ》探讨了语言在人机交互领域中的影响。根据艺术家们的研究，对于社交型机器人，声音信号在传达情感方面，可能是比视觉更具有效性的媒介。作品指向了”生命为何”的问题，语言/声音对生命意味着什么？

曲晓宇的作品《虚拟溯源》构建了一系列人工地貌与声景，以显现出一套人工智能系统的具身体验。通过揭示人工智能系统轻巧智慧的外壳之下所隐藏着的、无处不在的硬件基础设施，艺术家重新勾勒出该系统散落于地层之上的本体。该项目隐秘地指向了后人类转向，自然与技术在此间缠绕。

共生

本章对有机生命和人工生命的融合及其相互依存进行了更深入的解读，从系统的视角发展出围绕着生物性媒介化所构建的多种关系的理解方式与讨论。

作品《云凝为雨滴坠入海洋》是对汉斯·哈克（Hans Haacke）于1963至1968年间创作的《凝结立方体》（Condensation Cube）的重构，反映了艺术家王月悦所关注的技术物生成自主性的过程以及其系统在周围变化多端的环境中的运作过程。这一点可以追溯至20世纪晚期，计算、社会政治研究、艺术等领域中兴起的控制论运动。王月悦在生物学、生态学与技术的交界之间进行新的探索，利用一个处于未来的、遥远的数据——在艺术家家乡青岛的一片海域内收集的天气预报数据——进一步丰富了“立方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立方体 “中呈现了技术的自我和生态（一种没有自然的生态）之间涌动的关系。

奚雷的研究项目《为什么是桑园围？》关注与水有关的传统技术在今天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们是否具有指引我们超越定义着现代技术物演化过程的 “陆地中心主义”（land-centrism）？通过关注传统和现代技术水利基建之间存在的内部张力，该项目从社会与经济价值的角度，扩展了人们所冀望的那种共生发展——由技术驱动并与自然相融——的论述空间。

同时，徐昊旻在其作品《无本之木》中进一步质疑了共生的概念——可能是另一个由人类欲望筑构的乌托邦。作品呈现了一个阴郁的场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噪音和积压的混乱图像反映了一种暗黑生态学，敦促着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文明所维护的传统知识型。人类是否有能力掌握地质的深层时间与技术的加速发展？我们对其所使用的操控手段是否就是在失败边缘？也许现在是时候对共存这一概念探讨新的认识方式，并在自我和他人、常态和异常、人类和非人类的关系中进行调和。

萨克尔在其著作《生物媒介》中指出，通过技术的调节，生物变得更加生物化；自然的实体化也在不同的基质上得以加强。而另一方面，技术过程中涌现出一种“自我”的超越，通过生物学与自然的调节作用，亦超越了自然与技术的二元论，并学会与这个纠缠世界中的万物保持“与时俱进”。基于这种自然和技术环境之间的 “共生性 “愿景，《缠绕：生物/媒体》叙述了一则转变范式的现实寓言，寻求所有生命在共生中共融与共存的潜力，从而见证了每个共居者独特的自我性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