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芬雷

 

机器从不孤单，尤其对于现代计算机器而言，在算法（algorithm）运行之初，机器就与人关联了起来。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在1936年他24岁时完成的著名论文里，将机器的这一状态称为“m-格局”，其中的“m”指的就是“machine”。这一格局其实就是对人的模拟，是一种人类有限思维的可计算性组态。就像图灵一再强调的，我们可以把一个通过有限步骤进行计算的人，比作一台处理有限情况的机器。当我们说一台机器存在思维状态时，指的就是机器的算法可以在各种格局之间来回切换并做出有限的判断。但是，机器，真的在思考吗？图灵本人显然是相信这一点的，要不然也不会在1950年弄出来一个后来被称为“图灵测试”的实验方法。如今，通过电脑上的应用软件，人们已经习惯将越来越多的计算任务和工作事务交由机器来完成，就像我们把汽车称为代步工具一样，机器也在成为我们的代理器官，甚至更激进地说，机器已经成为介入人类记忆与肌体的关联化器官。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建议我们应该构想一种普遍的器官学，将生理器官、人造器官以及社会组织器官这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思考。这一提议无疑具有革命性，但是如此器官学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器官将在人机未来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进化，恰恰相反，它将器官学这一历史生态中的虚无地带裸露出来，人们不得不在器官之间的冲突、失调以及反复连接中重思器官的生态。

艺术家郑达的《生理反应II》或许为我们重思器官生态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场景。600个电脑风扇分布成三组数据化装置阵列，它们通过室外的气象测风系统将自然风的实时数据输入一个数据控制系统，后者的算法随着自然风力的变化而持续演变，并随机地挑选着阵列中的风扇，驱动它们时而高涨时而低沉的运转。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风力和机器风力从来不是一一对应的，因为算法的演变，它们之间的换算进入一种独特的生命状态之中，仿佛整个装置就是一个具有呼吸征候的有机体。艺术家使用“生理反应”这一称谓，显然不只是说机器如同人体那样具有生理反应，而是将机器、观众与自然一起纳入一个需要我们重新打量的总体生态。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机器与人谁更智慧的问题，也不再是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的差别问题，这一切都因为遗传算法对于生物进化论的模拟及其自主学习而发生了变化。数据化装置犹如一个“生理反应”堆般的共享器官，它使得原有器官生态中的身份地理与种群边界趋向瓦解。

器官的身份属性与种群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艺术家萨沙·斯帕施尔（Saša Spačal）和生物化学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的密尔拉扬·施瓦乔治（MirjanŠvagelj）共同完成的作品《新陈代谢药剂》，从龟裂链霉菌入手将器官生态近乎突变的场景呈现了出来。说起龟裂链霉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对于森林或草地土壤的土腥味兴许不陌生。在潮湿的环境中，龟裂链霉菌与土壤或水体中的蓝藻通过自然的化合反应生成土味素，这种挥发性物质会引起河水和地下水产生霉味。今天的饮用水处理，虽然采用了活性炭或高锰酸钾药剂，仍然会有少量的土味素，可以说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物质。除此之外，龟裂链霉菌还是现代工业生产土霉素的主要菌种。土霉素和土味素一字之差，听起来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作为一种广谱型抗生素，它被用于各种抗菌类药物中，比如治疗沙眼、呼吸道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流行性斑疹和霍乱等药剂，几乎属于家庭必备类的抗生素。在《新陈代谢药剂》中，艺术家通过龟裂链霉菌释放土味素和土霉素的“自然-化学”新陈代谢过程，模拟了一个微型实验室：被培育的龟裂链霉菌置于生物反应器中，合成的土味素被输送至三个发光的环圈，观众可以凑近环圈激发土腥味的释放，而被实验室提取的土霉素则被导入玻璃器皿中，作为工业制药的重要原料。我们或许从中感受到一种存于龟裂链霉菌新陈代谢过程的讽刺性：人们基于净化的要求处理掉土味素，却通过服用各种药剂在身体里引入了土霉素，如今，两种迥然有异的新陈代谢作用共同塑造了今天和人类身体关联在一起的器官生态。而核心的问题在于，器官生态的边界开始从生物或自然的新陈代谢渗透到社会和文化之中，人们已经难以将某一器官的问题归责于一种领土确然的机体反应，就连地缘政治也在面临着器官生态的重新打量。

然而，“谁”是打量者？那个呼唤着我们给予器官生态一种新的确定性的存在者是否必然存在呢？还是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早已判定的那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世界的意义给呼唤者以确定性。澳大利亚艺术家泰佳·布莱恩（Tega Brain）的环境装置作品《深沼泽》似乎在深度呼唤的位置上回应了海德格尔对技术性存在的思考。在整个展场中，这件作品无疑占据了最大的空间。《深沼泽》由三个大的玻璃水箱组件分布构成，每个水箱都是一个小型的生态，里面盛放着采集自上海周边遭受污染的泥土、沙石和植物，如同一个湿地景观模拟室，在水箱之间，由水泵、管道搭建了一个可以循环的连通工程，其中的水将流经三个玻璃水箱。整个湿地生态被一个人工智能系统管理着：三处湿地动态的图像分别被名为尼古拉1号、哈里森1号和汉斯1号的智能“打量者”（摄像头）实时捕捉，并上传图像数据至人工智能的算法控制系统。艺术家使用了谷歌开源的人工智能学习系统进行图像识别，然后与遗传算法学习库中由艺术家最初下载的关于地球生态数以千计的图像进行对比计算，评估后按照最优解输出计算结果，从而对展览现场的生态做出调整，驱动水箱环境中的光照、水流等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观众随机的或意外的造访都会成为图像数据的一部分，影响到生态的自动化管理，而展场环境的多变和不确定性，理论上规避了遗传算法过早收敛的缺点，从而有利于算法之于最优解输出的持续迭代。于是，这个被展览的湿地生态在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管理之下，不断地进行着算法逻辑意义上的优化。对于生态而言，如此经历不啻太空历险，就像宇航员并不必然知道下一站的风景一样，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怎样的生态才是那个全局最优的生态。困惑就在于艺术家所说的：环境应以何种方式优化以及为谁优化？

这个由最优解给出的无解的困惑，将我们再次引到了算法的门前。在图灵的时代，面对可计算数（computable number），机器计算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处理庞大数据，而且能快速处理庞大数据。这似乎预示了算法的智慧或将以超验的结果出现，而人们的凡胎肉眼也将被迫与器官生态的陌异场景面面相觑。这难道就是人机未来的日常状态吗？在如此问题上，重提竺可桢曾为之努力的“物候学”也许并不是完全落伍的，因为物候学可以说就是那种经历过一次次陌异场景后将之征候化的一门学问。在出版于1973年的《物候学》一书中，竺可桢对于“物候学”之于气象学和生态学的区分性描述值得我们注意。首先，竺可桢认为，相对于气象学，物候学更接近生态学，但是相对于整个生态学而言，物候学又不过是处于生态学边缘的一个学科。物候学虽有地域性，但似乎没有一个确然的学科领地，而更像是建基于地域、生物和气象学科的阈限（liminal）关系之中。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物候学的数据来自于活的生物，而不是精密的气象仪器，它不得不依赖人的耳闻目见去持续地观察、记录和分析，并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物候学的这两点，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种“器候学”的边缘生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斯蒂格勒所说普遍器官学的层面上，去观察、记录并分析器官之间的活的征候。这活的征候，或许总是无法避免一种器官与器官之间的延迟、抵牾乃至斗争，同时它所提供的器官数据也总是不免测不准或落入赤裸的虚空。无论如何，器候学的工作要求人们在器官生态的经验之上，发明“经验并实验”的方式方法，重新作用于器官生态。

无论如何，未来永远不止一种。就像哲学家一直强调的，所谓技术不过是过去向我们提示并放在我们面前之物，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如何改变当下，而是重新思考当下的突变阈限及其形成方式。艺术家托马斯·萨拉切诺（Tomás Saraceno）的《空中景观》为人们揭示了这一点。当巨大的塑料袋气囊从白沙公园升起，艺术家有意模仿了当年美国人在同样的地方引爆原子弹以及试验军用火箭时的那个开启性动作：发射（launches）。当然也有点戏谑，因为这个巨大的飞行气囊，从始至终没有用到一滴燃料，也没有用到电池或电子，更没有任何爆破的响声，仅仅依靠太阳的热量和来自地球的红外辐射，在不加任何外在力量牵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绕地球飞行数周。这个只需生活中的废弃塑料袋就可以轻易制作的“空中游牧”（airborne nomadism）装置，使得我们能够把大气层作为一个超地质层来看待，甚至可以由之开始构建一个云端城市。听起来或许有点乌托邦，但《空中景观》的确为器官生态提供了一个零度的设想。哪怕世界的熵化从不令人乐观，更何况我们今日生活深植其中的技术-经济构架不可能完全退转。就像那些在1945年因为原子弹爆炸辐射而变为玻璃晶体的白沙沙砾一样，如此构架及其残余将和那些晶体一起形成所有生态事件的废墟，它将会完结，也会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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